宋祖儿黄改

在9月上旬，我提出来可以做一个Long-short策略，去Long中国已经跌透的优质资产，去 short其他新兴市场相对应行业依然贵的东西。未来，海外市场有波动、有危机的时候，港股每次都被殃及每次都逃不了的，A股是本土资金主导的市场相对好一些，也只是跌多跌少而已。

他说，这届政府是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总统与国会共和党议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前所未有的——总统主导共和党，完全削弱了共和党国会领导人的地位。他们不同意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却也无法挑战总统。一些受尊敬的共和党领导人在经济和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完全听命于特朗普。

2．集中开发的加速期（1992-2003年）：各类功能区建设热潮，使得建成区面积和城镇用地加速扩张。1993-1994年第一次开发区热，1993年全国县级以上的开发区6000多个，占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1998-2003年第二次开发区热，到2003年，开发区达到5524家，占地面积3.51万平方公里。

除了以上的资产端，银行业的负债端也将出现新变化。《报告》认为，2019年商业银行存款的增长压力将出现边际缓解，但核心存款的增长压力犹存，流动性管理约束仍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内外部经营环境多变的影响，企业部门的现金流压力难以得到显著改善，从而对核心存款的增长造成压力。因此，《报告》预计，商业银行的存款增长仍将依靠结构性存款拉动，主动负债占比可能继续提升。

1月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今年将制定出台促进汽车消费的措施。由于其发言提到从城市进入农村、鼓励农民消费等等，业内猜测“汽车下乡”政策或将在今年重启。“这是对车市稳增长有效的信心提振”，乘联会对此表示。但汽车产业的主管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此却表达了与上述相反的意见。

第二，作对的政府为中国城市崛起提供了保障。过去40年中央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制定战略规划。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实施从非均衡、到协调、统筹和协同的区域战略，以及实施制定、实施和完善的国家发展规划体系。其次，完善城市政策。国家高度重视、不断调整城镇化方针，通过相关的会议和规划：1980年代明确“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1990年代重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2000年代调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0年代发展为“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7年完善为“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小城镇协调发展”。再次，变革调控体系。从治通胀（1978- 1992-1997年）、保增长（1998-2003年）、防过热（2003-2007年）、促增长（2008-2013年）到稳增（2013-2018），实现了：由行政和计划为主向经济和市场为主转变。由需求总量到结构再到供需总量与结构的完善。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措施，到间接的货币、财政政策，再到货币、财政、土地等综合政策的发展。由整体领域到整体与具体（房地产等）领域结合细化。最后，设立新城新区：结合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陆续在特定区域内设置：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此同时一些省市也设立省市级的上述区域。战略规划顺应了发展规律，为非均衡的城市崛起提供了环境、条件和保障。城市政策激励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展。调控体系确保宏观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波动趋缓，为城市崛起创造了条件，而逐步加大的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新城新区的加速发展，带动全国城市的崛起。但受认识水平限制和局部利益的趋势，政府有关部门的个别政策有违市场和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城市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化、失衡和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