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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的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税收问题，按现行做法，是以激励部分的股票解禁时的价格为依据来计算税收的，这样做对税务部门来说比较简单，税收到位也快，但难免不够合理。因为股权激励对象未必是在解禁当天就全部卖出相关股票，而且对于公司高管而言，还有一段附加的锁定期限，这就导致其实际卖出价与作为税收依据的解禁时价格存在差异，如果前者高于后者，则是国家的税收流失，而如果是前者低于后者，对持股人来说是很不合理的。

对于“假结构存款”的治理，此前监管层鲜少提出。2018年7月，在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落地时，其中曾规定道：“应当按照结构性存款或者其他存款进行规范管理”。且《办法》对结构性存款也特意给予明确，即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收益的产品。

面对华谊兄弟的现状，王中军还曾说过：“为了公司安全性，为了生活，我什么都可以卖掉，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如日中天的时候，你自己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你不好个两三年，就会对企业压力非常大。在巨大的变化面前，华谊掉队原因确实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描述。”

此外，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搜狗搜索相关营收在2018年四个季度中，历经2.204亿美元、2.706亿美元、2.553亿美元、2.768亿美元之间波动，分别环比降10.84%、涨22.79%、降5.65%、涨8.42%。财报后的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搜狗CFO周毅表示，之前预计搜索行业收入能实现10%到20%的同比增长，如今的看法是会下滑到10%以下，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大约有5个百分点，其他的影响都是来源自公司决定增大自由流量占比、对流量获取更加有选择性的战略导致的。

“我们买房才花两万，装修就花了三万多。”去年三月份，李文山花了2万块钱在小区买了一套47平方米的房子，装修花了3万多。李文山和老伴都已经60多岁，从乡下来到市里打工。一开始租房子住，后来感觉不如买房划算，老两口索性用两年的积蓄买了一套房。李文山讲述，他们买的顶楼，没有电梯，一般没人愿意要，所以也属于所有楼层中价格最低的。

李松说，2019年是本轮会间会进程的关键一年。在今年8月的专家会上，各国围绕科技发展、合作与援助、国家履约和《公约》机制等问题开展了深入讨论。许多经验和实践值得借鉴，许多举措和倡议值得推广。但另一方面，会间会已进程过半，却成果寥寥。李松强调，特别是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等核心问题上，个别缔约国一味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一边独家阻拦议定书谈判，一边对其他国家履约情况指手画脚。